【长篇】混合战争理论研究——混合思维与实战创新（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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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篇】混合战争理论研究——混合思维与实战创新（二）

From 学术plus 学术plus 2019-03-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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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片来自网络，版权归原作者所有）

编者按

进入21世纪，高技术的迅猛发展和广泛应用，推动了武器装备的发展和作战方式的演变，促进了军事理论的创新和编制体制的变革，“第四代战争”、“复合战争”、“新型战争”、“非三位一体战争”和“信息化战争”都从不同视角对新的战争形态进行了认知。今天，向您推荐我们的最新研究成果《混合战争理论研究：混合思维与实战创新》，和您一起来认识另一种新战争理论——“混合战争”。本文选自美国陆军指挥与参谋学院高级军事学系的研究生论文（The Hybrid Mindset and Operationalizing Innovation: Toward aTheory of Hybrid），作者是美国陆军少校John R. Davis, Jr。本文以原作者角度进行翻译，内容仅供学术交流，不得用于商业用途，版权归原作者所有。

来源：The Hybrid Mindset and Operationalizing Innovation: Toward aTheory of Hybrid

编译：计宏亮

第一章混合战争构想

“真正的战争从本质上讲充满了不确定性，其中运气、摩擦和人在承受压力时思维受到的局限，会大大限制人们预测战争结果的能力；战争的胜方把自己的意图强加给败方；军事力量的最终目的是在可能的情况下尝试用武力来实现明确的政治裁决。”

——罗伯特斯克尔斯（Robert Scales）少将（退役），“做好21世纪的战争准备”

美国陆军战争学院第44任院长罗伯特斯克尔斯（Robert Scales）少将（已退役）的一番话，抓住了战争现象的实质。如同十九世纪普鲁士军事指挥官和军事理论家克劳塞维茨一样，罗伯特斯克尔斯认为战争充满了不确定性和复杂性，而这又会限制战争结果的可预测性。此外，罗伯特斯克尔斯重点指出，战争仍将是人类天性创造的产物，战争各方的心态和思维方式在其中发挥着非常重要的作用。关于战争现象理论的这些基本原则建立起了本论文的语境，因为未来战争仍然还会发展成思维战。

许多军事和学术组织都在辩论下一场冲突，短期内我们还看不到这些辩论有结束之日。部分讨论围绕着一个中心问题，主题思想就是二十一世纪以及今后战争方式的革命。如同《美国陆军条例》中的定义，未来的混合威胁来自“正规力量、恐怖主义力量和犯罪分子的动态化、多样化组合，或者所有这些力量和犯罪分子联合起来形成互补效应的组合。”这代表着敌对力量对当代作战环境（COE）的一种创新性适应。混合战争是一种作战方式，在未来的冲突中，针对美军在常规战争中的优势，美国的敌人会利用混合战争这种方式夺取持续的优势地位。这种战争样式可以暂时性、部分性地将某个冲突延伸到对人口控制权的争夺，以此来进行战略意志的试探。除此之外，混合战争还可以抵消美军火力精确致命打击所带来的技术优势，同时使战争朝着有利于混合威胁的方向发展。但是，这种战争样式是否真正具有革命性，或者换句话说，它究竟是不是“新瓶装旧酒”？本文就从这个问题谈起。

2006年以色列和黎巴嫩之间爆发的黎巴嫩战争，就是检验混合战争本质和意义这一问题的一次典型冲突。在这次冲突过程中，以色列国防军（IDF）侵入了黎巴嫩，以方认为，自己在技术和精确打击火力方面占有绝对优势，可以很快打败真主党武装。当时，尽管以色列国防军采取了反叛乱（COIN）作战行动来对付人体炸弹，但是，黎巴嫩真主党武装用自己的实际行动证实了以方在打混合战争方面仍有欠缺。真主党将信息时代的游击队和游击队战术与精确致命的常规武器有机结合在一起，在来自全球各个角落的犯罪组织的资助下，形成了一种难以对付的战斗力量。在整个黎巴嫩战争期间，真主党的战术将一场冲突从常规战演变成了混合战争，扩展了战争的时间和空间，大大抵消了以色列国防军的技术优势。由于以军无法在国际社会和以色列公众舆论呼吁停火前打败真主党，这场冲突最终陷入了僵局。

许多防务分析专家有一个共同的看法，就是真主党将“常规军事战术与游击队和恐怖活动有效结合在一起，展现出了一种新的战争方式，这种方式能使二十一世纪的冲突发生革命性的变化。”虽然如此，美国一位军事史学家威廉姆森穆拉利（Williamson Murray）却认为，尽管真主党的行为表面上有革命性的意义，但混合战争或许是人类冲突的规范样式，而非例外。威廉姆森进一步表述道，“如今表现出来的，不过是过去的回声。”

防务界对混合战争存在各种截然不同的观点，他们认为，混合战争是一个新概念，而不是原来已有的作战能力的自然演变，这也正是本论文的出发点所在。本文并不讨论混合战争的存在，而是认为，混合战争是一种心态或思维方式，籍于此，当代武装力量能对敌方的决策环施加影响（offset）。如果确实如此，对于未来的美国陆军作战计划人员而言，混合战争有着极其重要的意义。如果说混合战争是混合心态的一种表现，那么它的重要性就体现在它能对持续变化的混合威胁决策算式施加影响（offset），创造出美国陆军在未来应急作战中可资利用的机会。在本文主体内容开始前，我们先回顾一下关于混合战争这个主题的现有文献，这些文献揭示了当代对混合战争现象的解释仍存差距，有待进一步探讨。

关于混合战争这一概念的军事和学术著作五花八门，尚未形成共识。揭示这一概念如何演变，关键是要透彻地理解混合战争概念是在什么时间、什么背景下从传统的战争思想中萌发出来的。如果研究人员看清了战争现象其实是一个大型社会体系的组成部分，并且是社会、经济和技术剧变的产物，这会有助于理解混合战争的联系。两位军事史学家，马克格瑞戈·诺克斯（MacGregor Knox）和威廉姆森·穆瑞（Williamson Murray）创立了一个框架来解释社会内部的演变如何直接影响战争的进行。这说明，回顾混合战争这一概念的演变非常有必要，因为混合战争独一无二地融合了各种战争形式来实现一个共同的目标。

诺克斯和穆瑞提出了“两个变革”（即军事变革和军事领域变革（RMA））的概念，并提出理由说明这两个变革对国家发动战争的影响方式。军事变革包括“大范围社会和政治改革，通过这些改革，对社会和国家进行改组，从本质上改变军事组织备战和实施战争的方式。”这些变革，改变了军事组织在社会剧变中仅仅是求生存这样的客观现实。诺克斯和穆瑞把军事领域变革描述成“改革创新期，在这期间，武装力量在条例、战术、程序和技术方面形成新的方案。”针对社会构建的新现实，军事力量只有在通过创新、适应性改革并逐步形成解决方案这些方式，完成内部军事变革之后，才能最终实现军事领域变革。理解了“两个变革之间的这些概念及其自然矛盾，我们就不难理解埃尔文·托福勒（Alvin Toffler）和海蒂·托福勒（Heidi Toffler）关于社会浪潮（wave）的观点，以及威廉姆·林德（William Lind）关于第四代战争（4GW）的观点。这些概念组合在一起，形成了早期的混合战争思想。

两位托福勒都是未来学家和思想家，他们解释了社会和战争的浪潮式波动或变革之间的关系。基于三大浪潮和主要财富来源（农业，第一次浪潮；工业化，第二次浪潮；技术/信息，第三次浪潮）这样一个原理，二人提出了一个社会变革理论。随着一次浪潮到下一次浪潮的转移，人们对实力和财富的观念也随之变化，因此每次浪潮引发的社会重组都使得战争的发动和实施产生了变化。美国军事思想家威廉姆·林德（William Lind）等人将两位托福勒的概念扩展成了“战争划代（GW）”。林德认为，战争史可以划分为三个明显不同的“战争划代”：第一代，队列式战术；第二代，规模化和精确火力；第三代，机动。在整个战争史中，社会的结构和特征驱动这三代战争向前发展。在上世纪九十年代初完成了他们的研究后，托福勒和林德得出这样一个结论：社会和战争正处在下次变革（shift）的风口浪尖上。

两位托福勒将这种变革（shift）视为不同社会之间的相互影响，是社会通往不同的技术浪潮或财富来源的必由之路。许多第一、第二和第三世界国家在全球争夺实力、地位和资源，这些实例体现了当代作战环境（COE）的复杂性。托福勒认为，在这些实例中，第一次浪潮国家会竭力攫取第二次或第三次浪潮的作战能力。战争样式和战术的相互影响自然会产生这样的结果——经历过第一次社会和军事战术浪潮的国家，有能力使用唾手可得的低成本的第三次浪潮装备。林德等人在他们关于第四代战争变革的战争理论著作中重述了这一理解。

林德认为，第四代战争是复杂、非线性和分散的。战斗人员和非战斗人员之间以及传统意义上的战争与和平之间的概念界限是模糊不清的。此外，第四代战争会围绕着整个国家或社会展开，从而从内部（而不是外部）摧毁或打败敌人。内部摧毁主要是削弱某个国家的实力并使它非法化，因为非国家行为体会找到这样那样的新方法来挑战原有的国家机器。COIN分析专家、美国海军陆战队退役军官托马斯·哈迈斯（Thomas Hammes）将第四代战争归纳为“使用各种可用网络，包括政治的、经济的、社会的和军事的网络，使敌方的政治决策者确信他们的战略目标无法实现，或者即使能得到利益，付出的代价也过于高昂。”正是在两位托福勒、林德和他的同事以及哈迈斯的不懈努力下，当代文献中出现了几部有关混合战争的主题著述。

（未完待续）